2005年7月，曙光足球队在苏格兰参加无球迷世界杯（后排左一为陈永柏）。

击败挪威队后，黎明队队员向观众致意。

吴卫东认为，“不放弃”是对自己的一种鼓励，而“不抱怨”则是与他人建立关系的一种信条。“在团队里不抱怨、不放弃是可以的，但作为个人我们能做到吗？其实抽烟喝酒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直面自己的人生，不放弃，不抱怨。”

他努力将这种意识灌输到队员心中，并为曙光足球队设计了一句口号：“曙光，曙光，永不放弃！”每次比赛前，这群曾经的流浪者都会围成一个圆圈，双手合十，齐声喊出上面的口号。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都支持你

2005年6月下旬，距离无家可归者世界杯开幕不足一个月，参赛队员名单最终确定，周长华、王忠伟、谭平新、“骰子”、何松斌等8名队员被淘汰，其他队员或因“被要求一对一比赛”或被检测出仍在服用药物而相继被淘汰。

只有一直积极参加训练的“波妞”主动放弃了这次机会，吴卫东多次询问他原因，“波妞”始终保持沉默。

直到两年后，“波牛”去世，吴卫东才得知，在选拔期间，“波牛”被诊断出患有癌症，他要把这个机会留给队友。

被选中之后，何松斌突然失踪，几天后他回到队里，吴卫东和周长华才得知，何松斌失踪是因为家人不同意他参加比赛。

作为首支代表中国香港参加无家可归者世界杯的队伍，曙光受到了香港媒体的高度关注。在很多人眼里，参加无家可归者世界杯意味着“全香港人都知道你是个无家可归的人”。

更尴尬的事情还在后头，相关政府部门不允许曙光队在比赛球衣上印上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徽，并要求将区徽最外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字样去掉，只留下紫荆花图案。

“不让我们用（区徽），你就来抓我们！”吴卫东反驳道。

“社会对流浪者的接纳，还远没有达到我的预期。”这是最让吴卫东难过的，“社会不接纳他们，他们自己也不接纳自己。”

于是，吴卫东开始鼓励球员接受采访，宣传球队的正面形象。

王忠伟起初“很抗拒”面对媒体，但接受一两次采访后，他“自首”了。2005年7月9日，曙光足球队举行的升旗仪式上，王忠伟担任司仪，他站在台上，几乎所有香港媒体的镜头都对准了他。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超酷。”多年后，他得意又自嘲地说道。

当天，周昌华还用一种比较特殊的方式与自己的过去告别。

授旗仪式上，吴卫东请了一支香港甲A队，为曙光队训练了45分钟。这支甲A队中，不少队员都是周长华的前队友。当周长华被介绍为即将参加流浪者世界杯的“前甲A队员”时，他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训练结束后，一位一直不愿意和他说话的老队友突然走到他身边，拍拍他的肩膀说：“没关系，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都支持你。”

那一刻，周长华感觉搭在自己肩上的手“很温暖”。

这跟世界杯没什么区别，比赛开始我们也是升国旗，唱国歌。

2005年7月17日，黎明队队员们飞往苏格兰爱丁堡，开始了他们的“世界杯之旅”。

他们和另外26支来自世界各地的无家可归者足球队一起，住在组委会安排的大学宿舍里，那是一座面朝大草坪的古堡。三天后的清晨，27支球队一起从宿舍出发，挥舞着各自国家的国旗或区旗，穿过爱丁堡市中心，游行到比赛场地。沿途的路人对这些打着“无家可归者”旗帜的球队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微笑。

但当比赛真正开始的时候，这群香港露宿者的轻松心情却被一扫而空。

流浪者世界杯在狭小的4人制足球场上举行，每场比赛仅14分钟，队员奔跑迅速，身体碰撞频繁，前4场比赛，曙光队遭遇4连败。

但曙光队逐渐适应了比赛规则，开始奋起直追，在同一天先后击败了法国、挪威和捷克的球队。王忠伟至今还记得，那是全队最开心的一天。

根据比赛规则，曙光队接下来将与挪威队进行两场比赛，两场比赛成绩相加，获胜的队伍将进入第21、22名次的争夺，失败的队伍则只能争夺第23、24名次。

第一场比赛，曙光队以0：2落败，第二场比赛，曙光队以4：2获胜，总比分4：4，两队通过点球决出胜负。

本场比赛之前，曙光队点球大战全部败给对手，每一位队员都显得“非常紧张”。双方互换了四轮射门，全部打平。最后一轮，守门员何松斌先拔头筹，随后成功封堵对方球门。最终曙光队获胜，全员扑在何松斌身上，玩起了人肉金字塔。

“有14分钟，我们处于生死边缘，但最后我们还是赢了！”所有参加比赛的球员都记忆犹新。最终，首次参赛的香港队在27支队伍中名列第21名。

事实上，无论胜败，香港队的每一位球员在苏格兰都是“偶像”，13场比赛过后，每场比赛都有大批观众为他们呐喊助威，高喊“香港，香港”。

“香港很多人花几百万、几千万港币组建足球队，却不能代表香港参加世界杯。”首次担任领队的陈永柏抑制不住内心的自豪与骄傲，在他眼里，这支由流浪者组成的足球队也圆了他参加“世界杯”的梦想。

“这跟世界杯没什么区别，一开始我们也是升中国国旗，唱国歌！”白发老人笑着说。

感到遗憾的可能只有吴卫东，这位曙光队创始人没有随队前往苏格兰，他要留在香港陪伴妻子迎接即将出生的二宝。

“没有去苏格兰，就如同没有亲眼见证自己的第三个孩子的出生一样！”吴卫东回忆道。

毕竟他们踢的是“世界杯”，这个已经实现的梦想将会跟随他们一生。

2011年5月，吴卫东的二胎已经6岁了。

6年来，继曙光队之后，5批40名曾经无家可归的香港流浪者先后前往南非、丹麦、澳大利亚、意大利、巴西参加“世界杯”，其中，陈永柏4次担任领队，周长华2次担任球队主教练。

不同的是，如今参赛队员不再全部来自曙光队，寻找、组织、选拔队员的任务也不再由吴卫东一个人承担。

自2007年起，共有10个非政府组织参与选拔赛。每届世界杯前四个月，各非政府组织派出的队伍都会参加选拔赛，选出14名球员。这14名球员随后将参加为期两个月的集训营，最终选出8名球员，今年8月他们将代表香港参加在法国巴黎举行的最新一届无家可归者世界杯。

香港社会也越来越关注这些无家可归者，2009年曙光足球队的故事还被拍成电影。

陈永柏出任香港无家者世界杯筹备委员会联席主席，2010年9月，筹备委员会正式向香港特区政府提交香港主办2014年无家者世界杯的申请，目前正等待相关部门的回复。

吴卫东是组委会六名委员之一，和六年前一样，他最大的心血依然是帮助每一位来踢球的流浪者，负责一年一度的训练，处理球员们各种心理、行为和生活上的问题。

“我的生活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会像帮助曙光队一样去帮助他们。”指着训练场上那些陌生的球员，他平静地说道。

然而对于黎明队的成员来说，生活却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

外形方面，变化最大的是门将何松斌。他身高1.78米，但由于长期弯腰对着电脑玩游戏，养成了弯腰、俯身的习惯，站起来时身高不足1.7米。但从苏格兰回来后，他挺直了腰板，“阳光多了”，说话也自信多了。

如今，何松斌已被陈永柏录用，加入了陈永柏的公司，王忠伟和“骰子”则接了一些快递公司的外包订单，开始了创业之旅。

周长华也成功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在陈永柏的帮助下，他成立了一家运输公司，生意十分繁忙。

2008年底，周长华结婚了。陈永柏至今还记得，婚礼上，周长华的母亲紧紧地拥抱着吴卫东和陈永柏，哽咽地说：“多亏你们，我才找到了儿子。”

据不完全统计，过去6年，参加世界杯的香港球员中，约有70%已经努力开始新生活，而另外30%则“还是走回头路”。

从苏格兰回来后，谭平新还是没能彻底戒掉赌瘾，随后的几年里，他开始重复以前的生活，赚钱了就去澳门赌场，输光了就回到香港，再次过起了无家可归的生活。

直到2010年7月，谭平新突然再次找到吴卫东，“想再试一次，看看他能不能开始新的生活”。

谭平新在建筑工地找到新工作，闲暇时也做义工，跟随吴卫东探访无家可归者。如今，他仍会偶尔“赌马”，但已半年没去过澳门，银行账户里也渐渐有了存款。他说，这次“或许真的能成功”。

在吴卫东看来，这样的旧病复发在所难免。但他相信，当这些流浪者再次跌倒时，“他们不会像以前那样彻底放弃自己。”

“毕竟他们参加了世界杯，有机会代表香港参赛。这个梦想一旦实现，就会跟随他们一生，不断敲打他们的肩膀。”

今年3月，吴卫东公布了最新一届选拔赛的结果。

曙光队全家福：左二为“骰子”，左四为谭平新，左五为周长华，左六为王忠伟，左七为何松斌。

14名身着相同队服的男子在水泥地上来回奔跑、接球、射门……5月3日晚，香港深水埗中央公园的一块小场地上，一支足球队正在认真训练，在四盏泛光灯的强光照射下，球员脸上的汗水清晰可见。

除了球队工作人员，场边还有一群特殊的观众，他们大多是“住”在公园里的无家可归者，球场上的塑料椅子、花园里的凉亭，或是一些阴暗的角落，都是他们的“家”。

对于场上的球员来说，这样的生存环境并不陌生，不久前，他们也因为失业、赌博、吸毒等原因，过起了无家可归的生活。

但一个多月前，经过层层选拔，这14名球员从10支由无家可归者组成的队伍中脱颖而出，成为本届队伍的候选人。他们将代表香港参加今年8月在法国巴黎举行的“无家可归者世界杯”（直译为无家可归者世界杯）。这是一项专门为无家可归者举办的年度世界足球赛事，迄今已有8届历史，香港已派队参赛6次。

为了实现“为香港出战世界杯”的梦想，场上的14名球员都在拼命奔跑。看着他们的身影，场边的社工吴卫东总会想起六年前的那个夏天。

2005年，第一支代表香港参加世界杯的流浪者队也在这个场地上训练，这支球队名叫“曙光”，时年38岁的吴卫东是这支球队的创始人。

一年的时间，吴卫东白手起家，为球队找到合适的球员、教练和资金，克服各方冷遇和阻挠，最终把这群曾经被社会抛弃的流浪者送到了苏格兰，与来自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流浪者同台竞技。

“看到这些在人生路上跌倒的流浪者重新在足球场上奔跑，是我最开心的事。”吴卫东说，“他们的故事告诉大家，不要放弃，你们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首届无家可归者世界杯结束后，65% 的球员恢复了正常生活

2004年7月26日上午，吴卫东像往常一样走进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开始了忙碌的一天。这是一个由8名社工组成的非政府组织，他们的服务对象是露宿者、孤寡老人、精神病患者等弱势群体。

吴卫东接听一个又一个电话，接待前来求助的流浪人员，免费为他们提供衣服、被子、方便面，帮助他们申请补贴、就业机会。他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14年，早已驾轻就熟。

忙碌了一天之后，吴卫东停下来喘口气，随意地翻开当天的《明报》。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从这一刻起，包括他在内的很多人的生活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明报》当天刊登了这样的消息：第二届无家可归者世界杯足球赛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来自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无家可归者组成的足球队参赛，此次赛事的目的是通过足球改变无家可归者的生活。

新闻还提供了一组数据，据统计，首届无主者世界杯结束半年后，65%的球员在赛后回归了“正常生活”。

如何重建无家可归者的信心和希望？这正是吴卫东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多年的社会工作中，他看到无家可归者的生活大多“由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组成”，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毫无头绪”，很多人的人生规划仅仅停留在“今晚有没有饭吃”。

吴卫东认为这次国际比赛或许能为无家可归者解决难题，于是他立即向该组织负责人申请，组建一支无家可归者足球队，参加2005年7月在苏格兰爱丁堡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

“我们全力支持你，但你必须自己筹措每一分钱。”该主任回答道。

吴卫东平日也喜欢踢足球，他想了想，在香港组建一支足球队似乎不难，街头的小足球场免费，身边又有“恰到好处”的教练。

这个人就是周昌华，曾是香港甲级足球队的职业球员。年轻时的周昌华是个酒鬼，每天都喝得烂醉，经常缺席球队的训练和比赛。1993年，他的合同到期后，没有球队敢收留他。

吴卫东与周长华相识于一家慈善机构为无家可归者提供的免费宿舍，当时的周长华因赌博欠债，几乎无处可去。

在吴卫东的帮助下，周长华逐渐恢复了正常的生活，找到了一份卡车司机的工作，开始挣钱养家。从此，每周有一两个晚上，吴卫东去探望无家可归的人，周长华就会开着卡车载他去。

“有阿昌在，我们还担心球队发展不起来吗？”吴卫东想着，拨通了周长华的电话。

希望这个团队能够给那些处在黑暗中的人们带来一些光明。

电话里，周长华给吴卫东泼了一盆冷水。

“你疯了吗？”周长华回忆说，自己在电话里“真想骂阿东让他醒醒”。“第一，你筹得起钱吗？第二，那些睡在大街上的人会不会关注你？是的，他们都喜欢足球，但他们就是在赌球！”

但吴卫东还是在电话里劝说合伙人：“你就帮我一个忙吧，如果你失败了，那就是我的错。”

吴卫东先以“足球疗法”的名义向深水埗区议会申请3万港币，2004年10月获批资助，但只得7800港币。

周长华一个劲儿抱怨，吴卫东却很淡定：“这点钱先办几场地方比赛就够了，租个大草坪球场，买足球、水，请裁判……至于能不能去世界杯，我们一步一步来。”

街头、天桥下、足球场上，两名男子开始发放海报。海报还贴在几间专门收容无家可归者的免费宿舍里。海报极其简朴，最大的卖点就是那几个大字——“去苏格兰踢世界杯。”

“阿东，你有钱带我们去苏格兰吗？”这是很多流浪者看到海报后第一个问题。吴卫东只回答了两个字“没有”，立刻引来网友调侃“傻瓜做梦”。一名流浪者告诉他，“别逗我们了。”

但一些无家可归的人还是被吴卫东感动了。

40多岁的胖子“波妞”是第一个答应加入球队的流浪汉。“波妞”年轻的时候喜欢踢足球，但因为“性格太冲动”，早早就离婚了，工作也不稳定，交不起房租，就这样在街头流浪了十几年。他很高兴加入球队，经常帮吴卫东“从宿舍里抓人来踢足球”。

谭平新嗜赌成性，输光了数百万港币的积蓄，妻子带着儿子离他而去。吴卫东为他申请了免费住房，鼓励他加入球队。“我球技很好，那时候的绰号叫马拉多纳！”谭平新自豪地说。

“醉猫”是一名52岁的中年男子，在街头流浪了7年，每天早上起床就喝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酒，一直喝到天黑，每天清醒的时间不超过两个小时。

戴着无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王忠伟是队里除了周长华以外唯一一个会踢球的人。很少有人看得出来，在加入球队之前，他曾在街头露宿了近两年，睡过露天足球场、街头花园、深夜闲置的大巴车。加入球队时，他刚刚找到一份销售员的工作。

22岁的何松斌是队里年龄最小的队员。当吴卫东询问他的联系方式时，何松斌只是说：“留个邮箱吧。”当时，互联网还不普及，但何松斌“整天泡在网吧打游戏”，最高纪录是80多个小时。

不过，不管是谁，第一个疑问就是：“踢球好，先有什么好处呢？”吴卫东都会很平静地回答：“好，一碗方便面。”

“我觉得他们愿意来，一方面是为了踢球，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吃方便面，当然他们跟我的关系也还不错。”吴卫东事后总结道。

2005年1月的一个夜晚，十几个无家可归的人聚集在香港黄大仙草地体育场。他们换上吴卫东临时借来的运动服，穿上吴卫东“十几块钱一双”买的白布鞋。这是球队的首场比赛，对手是一支社工队。

比赛开始前，前来采访的记者拍下了球队的第一张合影：十几个穿着相同衣服的流浪者，举着“黎明流浪者足球队”的横幅。

这个名字是吴卫东起的，他希望这支队伍“能给那些处在黑暗中的人们带去一点光明”。

2005年7月，曙光足球队在苏格兰参加无球迷世界杯（后排左一为陈永柏）。

击败挪威队后，黎明队队员向观众致意。

他想要胜利，并开始对自己要求更高

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曙光足球队的第一场比赛正式开始。

多年以后，当人们回忆起那场比赛时，最常用的形容就是“一场闹剧”。

大部分球员根本就不会踢球。“波妞”大着肚子，跑几步就气喘吁吁；何松斌骨瘦如柴，轻轻一碰就会摔倒；自称“马拉多纳”的谭平新，连基本的控球都做不到；别人口渴了就喝水，“醉猫”却躲在角落里喝白酒。后来，跑累了，他就趁没人注意，擅自离开赛场，回家睡觉。

只有周长华和王忠伟能踢球，但他们无力挽救球队。首场比赛，曙光队以2比5落败。两粒进球都是对方打进的，“后卫们都懒得拦截”。

前来采访该球队的记者们戏称其为“慢联盟”——“慢进攻，慢防守”。

不过这个结果也在吴卫东的预料之中，赛后他还带着周昌华在场上散步聊天。

“这些无家可归的人都是一群败类，不值得帮助。”

“人是会变的。你以前不是无家可归吗？”

“我不是，我只是曾经住在无家可归者收容所。”

事实上，同样的对话在两人之间发生过无数次，而最终的结局总是周长华对吴卫东说：“我是在帮你，不是帮他们。”他并不相信吴卫东所说的“改变”。

但在吴卫东眼里，每一个细节或许都隐藏着“变化”。

相比结果，吴卫东更关心如何管控这些“吃喝嫖赌、嫖娼”的流浪者。赛前，他为曙光队量身定制了“十条规则”，包括禁止在足球场上吸烟、喝酒、赌博、吸毒、说粗话、打架斗殴等。

一个他至今还津津乐道的细节是，有一次，一名球员在听完《十诫》后，与他争论道：“如果我的头在球场里面，而烟嘴在球场外面，这算在球场上吸烟吗？”

吴卫东觉得，这位玩家“想看看他如何钻空子”，以证明自己“还是尊重规则的”。他还注意到，“醉猫”喝酒时会“躲起来”，这也是一种变化。

但愿意接受“改变”的球员并不多，前两个月，球队每场比赛都有“超过一半的新面孔”。

比赛前，吴卫东通常会联系30多个流浪者，最乐观的情况是“一半人会来，另一半人会敷衍了事”。而且最好在比赛前一天就通知他们，因为流浪者们“几天后该做什么”实在太难了。

现在回想起来，给很多球员印象最深的“第一次”其实是曙光队的第三场比赛，他们的对手“个个都很年轻”，开场20分钟，曙光就0-7落败。

比赛刚结束，就有球员开始向吴卫东的母亲“打招呼”：“我靠，你选错对手了，下次还是请一支平均年龄50岁以上的队伍吧！”

这样的责骂在对待流浪者时并不罕见。在大多数流浪者嘴里，亲热时，吴卫东就是“阿东”或者“东哥”，“不满意就跟你妈打招呼”。

但在吴卫东看来，这次“问候”是“一次巨大的进步”。

“他的意思是，他还希望有下一次，他想赢，”吴卫东说。“他开始为自己设定高标准。”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但是我相信你。

那段时间，最困扰吴卫东的问题是资金问题。

无家可归者世界杯采用4对4比赛规则，每队由4名主力、4名替补组成，再加上一名社工、一名领队，去苏格兰的费用高达24万港币，这对于无家可归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不仅如此，首期拨款的7800港元也已基本用完。

就在球队逐渐陷入困境时，2005年2月中旬，吴卫东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事情似乎出现了转机。

对方自称是一位商人，对无家可归者世界杯很感兴趣，在电话里问了吴卫东三个问题：“你曾经执教过球队吗？你曾经带队出国比赛吗？你打算怎么筹措资金？”

吴卫东的回答也很简单，两个“不知道”，一个“不知道”。于是陌生人要求先看曙光足球队的比赛。

几天后，球场边出现了一位身材矮小、头发花白的老者，他叫陈永柏，时年64岁，是一家多媒体印刷管理公司的董事长。

陈永柏不会踢足球，但他是个狂热的足球迷。小时候，香港没有电视，他唯一能获取足球比赛消息的渠道就是看报纸。家境贫寒的陈永柏，每天盼望着家里能给他一毛钱，够买一份晚报。报纸每天下午四点上架，三点五十分，陈永柏就会在报摊前等候。

随着年龄的增长，陈永柏的事业越来越成功，他对足球的热爱也发展到了极致，他曾经连续三场去观看世界杯。但陈永柏心里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拥有一支足球队，并成为球队的领袖。

当晚，他观看了曙光队的比赛，觉得吴卫东“很认真地做自己的本职工作”，比赛一结束，他就向吴卫东提出，由他负责募捐。

吴卫东对这位陌生人的好意心存疑虑，然而几天后，他又接到了陈永柏的电话，带来了“难以置信的好消息”：“钱已经筹到了。”

陈永柏后来回忆，自己只打过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打给一位“至今不愿透露姓名的有钱朋友”，筹得10万元。第二个电话是打给香港慈善机构和富社会企业主席李忠德。李忠德听完流浪者世界杯的介绍后，笑着说：“其实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但我相信你，会给你10万港币。”剩下的4万港币，陈永柏自己留着。

原本遥不可及的苏格兰世界杯，突然变得触手可及。

不抱怨，不放弃，在团队里你可以做到，但作为一个人你做到吗？

2005年4月初，距离无家者世界杯仅剩三个半月，曙光足球队的队员们结束了为期三个月的“以娱乐为主”的友谊赛，开始了“痛苦而残酷”的训练。

在陈永柏的帮助下，球队“越来越严肃了”，周长华开始对再次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感到兴奋，他也将在专业队接受的训练用在曙光队中。

训练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

一群无家可归的人很难忍受这种高强度的训练，但是，如果球员懈怠，他会很严格。很快，他被媒体昵称为“魔鬼教练”。

在团队成立的四个月中，舒古平均每月对其他球队打了3到4场比赛，并且由于球员的失误而输了。

直到5月，一个被昵称为“骰子”的男子以出色的足球技巧和灵活的位置加入了球队。

在球场上，“骰子”很快与Zhou Changhua和Wang Zhongwei成为“铁三角”，而Shuguang团队的实力取得了质量的飞跃。

但是，与游戏的纯粹获胜或失败相比，吴·魏登（Wu Weidong）更多地关心玩家是否可以重新理解自己的生活，这组无家可归者的形象也被提升到了他的“香港形象”的高度。

吴·魏登（Wu Weidong）说：“我们出去代表香港。我们不希望这个男人吸烟，那个男人与女孩挂钩，或者那个男孩喝得太多了，他们在踢足球方面有所改善。

为了更严格地管理球员，他的两个社会工作者合作伙伴Zhou Changhua和Wang Zhongwei在每个培训后组成了一个特别的委员会。

很快，他们在“十诫”上方建立了两个“最高原则”：“不要放弃，不要抱怨”。